“黄金大米”反对者应对维生素A缺乏有关的健康问题负责

2014-07-02 20:57 | 作者: David Ropeik | 标签: 黄金大米

2014年3月15日。翻译:植保(中国)协会,校对:基因农业网(李阳)

到2002年,“黄金大米”在技术上已经就绪。动物试验未发现健康风险。发明将来自胡萝卜的维生素A前体的基因插入大米方法的先正达公司,已将所有的相关经济利益转给了非营利组织;反转人士抵制基因修饰是因为大型生物技术公司会从中获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应该抵制这项挽救生命的技术。若非监管审批程序之故,“黄金大米”早已开始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并预防全世界数千万人因维生素A缺乏症而导致的失明。



“黄金大米”与普通大米在“黄金大米”植株网室(screenhouse)中的比较。 / 来源: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通过Flickr发布

因为对转基因技术的反对,黄金大米尚未在任何地方推广。如今两位农业经济学家(一位来自慕尼黑工业大学,另一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量化了这一反对给人类健康造成的代价,数字着实令人震惊。

他们的研究发表于《环境与发展经济学》(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杂志。该研究估计,单单在印度,“黄金大米”从2002年起的推迟应用就造成了1,424,000寿命年(life year)的代价。这一貌似奇怪的度量标准——不仅仅是寿命,而是‘寿命年’——不仅涵盖死亡人员,还涵盖由维生素A缺乏造成的失明和其他身体残疾。因无法获得“黄金大米”而失明或死亡的人大多数是儿童。

这些死亡、残疾、痛苦都如此真实,而反对者四处宣扬的“黄金大米”有损人类健康的恐惧却是虚幻的,这些所谓的影响没有一例通过了客观的科学审查。反对转基因食品这种特殊应用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和伤病,这种指控是合理的。“黄金大米”反对者造成这样的结果,他们应该负责。

包括绿色和平组织,他们在其价值观声明中承诺:“我们致力于非暴力方式”。恰恰是他们对“黄金大米”的非暴力反对直接导致了真实的人类死亡和痛苦。欧洲对社会与环境负责任科学家网络(ENSSER)也宣称科学专业知识是可信的,但出于反转的目的而否认和歪曲科学证据。还有美国食品安全中心、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及若干否认和歪曲有关转基因食品的科学证据的环境组织(程度完全不亚于他们控诉否认气候变化科学的人士的做法)。非转基因项目(Non-GMO Project)也是反对者之一,该组织由天然食品零售商组成,他们反对这一碰巧威胁他们利益的技术”。

当大型公司将其利润置于我们的健康之上时,社会需要像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环境组织这样的团体让大型公司负起责任,这类团体绝大多数情况下会这样做。但是,当提倡者因为被热情迷失双眼而无法看到事实,当他们为追求自身价值而将我们置于危险中时,社会也有权让其负责。我们应当绝对地明白,反转者所造成的后果,对“黄金大米”在印度推迟的研究结果已经清楚地呈现了。

“黄金大米”仅是其中一例。还有多种转基因技术可促进食品安全及减少饥饿和饥荒。像“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这样的怀疑论者因转基因未能实现上述目标而批判该技术,但那是因为这些产品从一开始便被阻止进入市场。实现一个一开始便不允许尝试的承诺是相当困难的。基于恐惧而非广泛的安全性试验的证据而反对转基因应用,就是拒绝让人们获得食品和营养,就是在造成真正的危害。

整个转基因生物问题实际上只是更深远威胁你我健康的一个例子。风险感知存在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它不仅关乎事实,更关乎我们如何感觉事实。正如风险感知心理学家中的先驱Paul Slovic所言,“风险是一种感觉”。因此,虽然我们将事实作为我们的武器,但对诸如“黄金大米”、转基因生物、枪支、气候变化、疫苗等风险问题的社会争论并非主要与证据有关。其大部分是关于我们如何感受、我们的价值观,以及哪个团体的价值观获胜,而不是有关什么能真正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多的好处。用这种方式进行公共风险管理是愚蠢且危险的。

当提倡者为捍卫其价值观而变得如此热情以致于可能对他人构成危害时,我们所有人便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就有权提醒注意那些可能的危害,并让那些提倡者负责。这远远超出了转基因生物的范畴:

1,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延误将我们所有人暴露于更大的风险中。我们应该让那些由意识形态驱使而否认气候变化的人士对部分风险负责。
2,为使坏人得不到枪支而抵制一切将我们所有人置于危险之中。社会应该让偏执的极端保守主义负责,他们抵制任何谨慎的枪支管制,并导致了风险。
 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是将社区内其他孩子置于风险之中,他们当然应该为此负责,有些地方正开始这样做。几个州正试图通过法律强制让父母给孩子接种疫苗。

为让提倡团体负责,人们可以拒绝成为这些团体的一员、拒绝经济上支持这些团体,从而避免亲自造成伤害。人们可以成为该团体的一员,但要从内部反对某些立场。他们可以选择在公开会议中抵制这些团体,并礼貌地要求他们来回答此类问题,即负面后果和这些团体所拥护的事宜所造成的代价。持有更为怀疑态度的媒体可以就这些团体的某些立场所能导致的伤害对其提出挑战。与此全新经济学研究一样,科学家能提供有关这些团体立场负面影响的确凿证据。

正如2012年转基因生物研究者在英国的作法一般,科学家亦能以要求在公共论坛中进行理性辩论的形式来让提倡者负责。当转基因生物反对团体威胁要求放弃转基因小麦田间试验时,尽管研究者知道让其开放思想是一大挑战,但还是首先邀请了他们公开辩论这一问题:

“你们对转基因作物的描述是‘未进行适当的试验’。但是,当开展试验时,你们却计划着在可以取得任何有用信息前将试验摧毁。我们不明白阻止知识的获取在理性时代为何能站得住脚。”

转基因生物反对者曾声称他们只是在试图“拿回面粉”,他们一开始接受,然后又拒绝。英国媒体和很多人抵制提倡者的封闭思想,公开让他们负责。

我们需要继续和扩大在GMO以及其它情感风险问题方面的努力。我们的价值观在这些辩论中必须始终拥有一席之地。但是,当那些价值观致使人们思想变得异常保守和绝对,以至于否认或歪曲证据,并且拒绝承认我们的价值观只是有时可能产生危害性后果时,这些提倡者因为如此偏激地追求而不顾将更大的社会置于更大的风险中,我们的社会应当让他们负责。

作者简介:David Ropeik,哈佛进修学校讲师,《How Risky Is It, Really? Why Our Fears Don’t Always Match the Facts》(究竟风险几何?为何我们的恐惧总与事实不符)一书作者。

披露声明:本人为拜耳作物科学公司和欧洲作物保护协会做过有关风险感知心理学的一般性演讲(至少部分上专注农业问题)。本人为堪萨斯的美国环保署、毒理学协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介绍过相同内容,并获得报酬。在本人成为顾问(本人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工作的一部分)前,本人在杜邦公司和陶氏化学公司做过类似演讲。

来源:科学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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