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组编辑技术前途:比科学认知更重要的是营销

2015-10-22 18:46 | 作者: Panda | 标签: 基因组编辑

基因农业网(Panda)编译:新一代精准基因组编辑生物技术如CRISPR-Cas9和RNA干扰,为农业、医疗、生物燃料等领域提供了更有效的创意工具。许多刊物,比如《遗传工程报》(Genetic Engineering News )将这些创新技术尊称为“新一代魔弹”,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技术并不涉及到所谓的“外源基因”引入(即将基因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种中去),而跨物种的外源基因引入则是许许多多反转人士最核心的反对理由。

然而,这些新技术也没能阻挡住激进反转人士再一次玷污科学的勇气和决心,他们仍然试图将公众对这些新技术的认识限制在转基因的旧框框里,极力鼓吹这些新技术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转基因新手段而已。其实不然。不久前,由于中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胚胎研究,公众的怀疑情绪被煽动到新高点,引发了一场关于对可遗传种系进行编辑是否得当的轰轰烈烈的伦理学讨论。
 
最凶的反对者还是那些顽固的反转组织,比如“地球开源组织”(Earth Open Source,一家总部设在欧洲的非政府组织,2009年创立),最近正叫嚣着宣称CRISPR并不比以往的DNA重组技术“更精准”:
 
在一项对人类细胞的研究中,我们发现CRISPR导致人类基因组中许多区域发生了非预期的突变。对于各个物种的基因组以及粮食作物的遗传性、生化特性和细胞学功能,生物学家们仅仅了解到一些皮毛。这意味着,即使他们选择自认为安全的插入位点进行操作,向基因组中插入任何一个基因都有可能导致一系列的非预期效应。
 
不过,真正进行这一研究的科学家们反驳了该组织过于简化的上述推论。无论怎样,这些反对者的描述与该技术在作物中应用不相干。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公开声称,CRISPR和基因组编辑技术不会带来生物安全风险。
 
然而,各家媒体在报道中却显得特别不专业,将CRISPR的故事和公众对转基因的顾虑搅和在一起。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案例是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他们是要讨论CRISPR技术,但随后又引用了对之前转基因的反对意见,却没有介绍新技术的特色。某些科学家,包括改良版CRISPR-Cas9技术的研究者,被告知除非有更多试验数据和公众讨论参与,否则必须暂停CRISPR在人类研究领域中的应用。
 
展望未来,提高公众接受度需要解决人们对特定领域科学进步的恐惧、利益和情结等复杂情感问题。而短期内,它更关乎市场营销和劝导。
 
科学数据也需要营销
 
科学,尤其是食品科学,在这一领域中从没有成功过。即使是在现代营销概念促使农业经济开始起步的今天,科学家们仍然在尽量避免接触销售和劝导之类的事情。事实上,回头想想,那些制造出科技产品的科学家和公司、以及公众兴趣小组是如何引导公司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发明创造的,其中的经验教训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出更有效的办法来让公众接受最先进的“魔弹”技术。
 
1992年,一个名为国际食品信息委员会(IFIC)的贸易组织开始研究,美国人对转基因这类相对较新的农业和食品技术是如何理解的。IFIC雇了一个市场营销学研究专家Clotaire Rapaille来完成这一任务,Rapaille曾与许多大公司合作,帮助他们打造自己的品牌或是改变其公众形象。Rapaille以善于运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而著称,尤其是他的“原型”概念。原型是指人对自己和他人感知的总和,它可以是某种想象、某种象征,甚至是某个具化的人。今天,可能许多营销公司都会在工作中使用到“原型”这一概念,但在十几年前,它还是个新鲜事物。
 
为了通过创建“原型”来了解人们感知新技术的方式,Rapaille采访了几组人群,大致了解他们如何看待各种问题,包括生物技术和食品问题。他发现:
 
美国人在塑造自己对食品生物技术的态度和行为方面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方式迥异。他们有可能以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公司、工艺和产品,取决于我们采取何各行动以及如何与公众沟通。在某个案例中,我们拥有无比强大的公众支持——我们可能被视为是给农民带来新品种、为消费者提供更好食品的好人。但是,如果我们自身不能正确地定位自己和自己的产品,就很可能会被视为希特勒或是弗兰肯斯坦一样的恶人。
 
需要遣词造句
 
被采访者确定了一些特定的词语作为提升生物技术形象的最佳用词:美丽、富饶、选择、杂交育种、多样性、土地、农民、子孙后代、传承、提升、纯净、“自然遗传学”,甚至“有机”。最好尽量避免生物技术、化学、DNA、实验室、农药、安全,甚至科学家之类的字眼。
 
但是,各大公司、非盈利组织——对,还有科学家——常常在营销和公共关系的努力中忽视了以上建议。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于食品生产商的市场宣传不能像反专激进团体发布消息那样随意,FDA为这些公司设立了许多严格的监管措施,新产品的性状需要(或由FDA决定不需要)进行各种测试和最终批准。形势严峻,不过创意活动的发挥余地。
 
行业不同,风险不同
 
专家们对风险的认知与公众的认知不同,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
 
决策科学研究中心主席兼俄勒冈州大学心理学教授Paul Slovic是一位风险分析专家,他证实了专家们只基于两个因素来评估风险:可能性和有害程度。而另一方面,公众进行的评估过程则复杂得多。重要的是,公众感知风险是自发行为:某个产品是否为人们所熟知,是否熟悉开发它的科学家,是否熟悉那些接触过或经历过的人。正如Slovic早在1991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的一篇文章中警告的那样:
 
你也可以预见,对许多非医用产品而言,公众不会觉得它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对科学家和企业家来说,这些好处多么明显。一旦公众觉得某个产品的好处并不明显,他们就不能容忍任何随之而来的风险,哪怕是一丁点风险都不行。
 
反对转基因的运动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们成功地让公众形成一种印象,即转基因技术的好处都让公司和农民占尽了,而并不像转基因支持者经常说的那样有助于解决全球的粮食危机。换句话说,这个世上即使没有转基因,也不会饿死人,至少现在不会。
 
潜在的开放市场
 
尽管像“宝宝食品”(Food Babe)、“自然新闻”(Natural News)和“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之类的激进团体极力宣称“还没有被证实安全”(这种沉重的论调充斥着恐惧的意味),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转基因食品并不具有特定的倾向性,甚至很有可能从未听说过CRISPR或RNA干扰这样的新一代生物技术。来自于IFIC、皮尤研究中心以及罗格斯大学的民意调查结果均揭示出市场营销和劝导活动具有巨大的潜力。这些调查的受访者中有一半以上声称对转基因食品一无所知(或者听说过一点),当被问及是否想在食物标签上获知更多信息时,只有7%的人支持标识转基因。
 
Rapaille从1992年开始为IFIC工作,他在2006年发表了一个名为“文化代码”的品牌概念,它符合“原型”概念中关于人们对某一特定争议、产品或人物的感知总和。就食物而言,Rapaille的“文化代码”就是一个简单的词“能量”(对美国人群的分析结果)。与调查问卷的受访人一样,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太关心食物何如被加工、从哪片土地而来,或者是天然的、有机的还是转基因的。人们最想要的不过是吃饱吃好。不过,自那时起,食物运动逐步壮大,厨师变成了电视明星。因此,这些民意调查是否仍能显示美国人对食物漠不关心的态度,结果已不那么清晰。但这些结果仍然表明,在涉及到食品行业创新时,美国人展现出了实用为上的一面——并且,对那些寻求公众接受基因组编辑和其他新技术的相关利益方来说,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
 
未来的生物技术(至少是农业生物技术)将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许多目前对传统转基因技术犹豫不决的人可能最终会接受这些不涉及到“外来物种”DNA插入的新型技术,而这些技术目前尚不受转基因生物相关法规的约束。遣词造句、情感劝导以及定性看法将与数据本身或“正确的科学认知”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原文链接:
http://www.geneticliteracyproject.org/2015/10/19/next-generation-crop-precision-editing-can-avoid-marketing-pitfalls-gmos/

来源:基因农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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