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百姓疑虑的唯一手段就是转基因产业化

2018-09-30 08:21 | 作者: 方玄昌 | 标签: 转基因产业化

方玄昌按:本文根据笔者在9月19日举办的转基因科学沙龙上的讲话节选整理。这次沙龙原本是科学传播工作者之间的一次交流,讲话内容并未打算正式发表,选择在这个时机整理发表,是因为9月27日澎湃新闻发表了与美国科学院院士董欣年的一篇专访《杜克大学教授董欣年:转基因之争不是简单的“支持不支持”》。

董欣年教授本人对于转基因的态度毫无疑问是支持的,她在对话中也明确肯定了转基因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和重要性,并且点明了百姓在面临“转基因or农药”选择时应有的起码理性。但在这篇文章中,董欣年同时令人意外地传达出了另外一些错误的信息(事实),以及建立在这些事实错误基础上的、看似有理实则离谱的观点。

董欣年教授的错误信息是“转基因一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用的就是水稻”(事实是,中国首先推进的是转基因抗虫棉,抗虫水稻则迄今被关押在试验田中);由此给出显而易见的错误观点“如果一开始从小一点的作物做实验,比如木瓜,大家慢慢看到转基因木瓜是安全的,但不是整天吃,那还能接受”(事实是,中国确实就是这样做的,但结果是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的反转中心);在此基础上,她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推进知识科普,但要给大众时间慢慢看,慢慢判断哪个更安全一些。

恰好,笔者19日的发言,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针对与董教授相似观点及建议的一种批驳。


大家下午好!

基因农业网这五年,我们的工作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是直接传播科学知识,第二是搭建中国科学家和媒体人之间的桥梁,我想这两点,我们做得还不算太差。

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惑,今天这半个小时,我要讲的主要内容就是探讨这些困惑。刚才朱祯老师在给Bobo先生作总结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常常愿意听到自己想听到的东西,其实这是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共识,也是我们传播中要克服的一个困难。今天我的讲座内容会进一步解读这个问题。

我们做科普的,都会想到要帮助受众解决科学问题、要把自己的科学知识介绍给受众。与此同时,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受众的情绪问题,也可以称之为心理问题。

科学问题无疑是解答一切疑问的基础,尤其像转基因这个话题,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其他问题都需要归因到科学问题上来解决。但是解决情绪问题在我看来更重要。科学问题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会讲,但是科学问题讲得老百姓能不能听懂却不一定。有一部分原因是一些科学家对于做科普本身不擅长,他脑袋里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未必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科学家并不清楚老百姓脑袋里究竟想的是什么,他们期望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很多时候,老百姓关心的并不是具体的科学知识与事实,我们一定要清楚,受众本来就是不理性的,我们要了解他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怎么样的声音发出来对方能够接受,这就是传播技巧,这个传播技巧跟科学本身的关系非常弱。

反对,未必只是因为我不懂

很多时候,老百姓反对一项技术未必只是因为他不懂,不懂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对此我们需要有几方面心理准备。

第一,公众更愿意选择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东西。举一个案例,在基因农业网成立不久,就发生了方舟子和崔永元之间的方崔大战。我先作一个假设,假设当时方舟子是反对转基因的,而崔永元是支持转基因的。尽管崔永元的受众更草根、更基层一些,受众面也更大一些,但是如果崔永元当时支持转基因,我认为这帮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会反过来支持方舟子,而不是继续支持崔永元。这是因为我们的老百姓本来就期望听到反对转基因的声音,而不是支持转基因的声音,他们更愿意相信转基因是有害的。具体原因后面我还会说到。

第二,普通老百姓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了解任何一项新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那些街上跳广场舞跳得很高兴的大妈们,他们有什么必要了解转基因?一项新技术出来后,假设普通老百姓都要全面去了解其中知识,那全世界的老百姓啥事也别干了,哪还有时间从事生产,整天都得学习、听讲新技术了。

第三条,我们的大众从小接受了情绪化、想当然的一种教育,这个我在北大有一堂课,请参考《审视课本上的逻辑》。

第四条,今天处在一个“去权威化”的时代,专家的权威受到挑战和藐视,政府的公信力丧失,老百姓期望找到一个表达不满的发泄口,希望听到坏消息。之前发生的纷纷嚷嚷的争吵,包括对三峡水电站的质疑、怒江修建大坝的不满、以及反对PX、核电站、疫苗等事件,都是一个出气口。老百姓到处在找发泄口,转基因这个话题恰好符合这个发泄口的性质。从这个角度看,反对转基因、转基因妖魔的基础,在这场运动到来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最后一条是关于阴谋论,我们常常鄙视和嘲笑阴谋论,阴谋论通常是非常低级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阴谋论是有市场的,它符合老百姓对于坏消息的预期。

了解老百姓是情绪化的,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谈科普。

你的承诺,解决不了我的担忧

面对老百姓的情绪化,很多时候政府会被迫作出一些承诺。大家一定要清楚,盲目的承诺和妥协是解决不了情绪化问题的。

“我们的监管全世界最严”,这是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我每一次参加农业部组织的会议,都会反对“我们是全世界转基因监管最严的国家”这一说法。我很了解、也很理解政府为什么要做这个承诺,但是依然不认可它,因为这个承诺只会加深中国老百姓对转基因的忧虑。政府强调对转基因的监管有多么严,老百姓未必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他们从中却会读到另一种信息,那就是“政府也认为转基因很危险,所以才反复说自己监管得严”。

“产业化三步走”,在座很多媒体人都报道过这个话题,这也是政府被迫作出的一种妥协,从“非食用”到“间接食用”再到“直接食用”,这就是产业化推动的三步走策略。这个策略导致的效果是让老百姓进一步担忧,跟“监管最严”的承诺结果是一样的。老百姓是非理性、情绪化的,你一说三步走,老百姓想到的是,这说明政府对这项技术的安全性本身就不把握、没自信,政府这种看似稳妥的做法,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这项技术本身的安全性还不够确定”。

最后一项,是产业化的迟滞,这个是我说过非常多次的,我们所做的这么多科普工作都会被产业化的迟迟不推动所抵消掉,因为老百姓会从中读出一种情绪,那就是“政府自己对转基因的安全性也不把握”。

跟十年以前相比,政府的很大一个转变是主动的科普工作做得多了。农业部做这些科普工作是奔着一个什么目的呢?是为接下来的产业化推动开路。他们期望通过诸多的转基因科普讲座,让老百姓接受了这项技术,反对的声音消失了,我们再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推动产业化。

这个方针路线大错特错,错得离谱。期望用这样的方式完全消除老百姓的疑虑是不现实的,多少年都办不到。产业化越不推动,老百姓的疑虑越深,你做科普讲座改变的受众数量是很有限的,反对者的九牛之一毛都没有。所以期望用科普工作为他们开路,先让老百姓彻底了解技术再推动产业化,这是本末倒置的一种做法。让老百姓接受新技术只有一条路子,就是直接产业化。我一直说,2004年南方周末那篇反对转基因抗虫水稻的文章出来的时候,政府如果不理它,把张启发先生的抗虫水稻直接推向市场,那么到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们根本就不必那么辛苦地做这么多科普工作。

情绪,也可以为我所用

了解受众的情绪化,那么在科普工作中就有这个心理准备,甚至可以借助于老百姓的情绪化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转基因的人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公众情绪,他们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因为坏消息本来就特别容易传播,反对转基因的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

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在群情激愤之下,老百姓的情绪已经被挑动起来之后,心平气和地跟大家讲道理,效果是非常差的,这种科普方式适合于对于本身就有求知欲的群体,比方说学生。本身具有求知欲的群体,常常就是自己已经有了科学素养的群体。谁最愿意接受科普?是已经有一定科学素养的人,他们才更愿意接受科普。最不愿意接受科普的人士,则是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的人,他们的自信心是最爆棚的。美国科学家曾经做过人的自信心的曲线研究,掌握知识是零的群体,自信心是最爆棚的;随着知识增长,人的自信程度会下降;然后随时知识进一步增长,自信心又会缓慢上升,最后到达平台区。但不管你掌握的知识到达怎样的程度,自信心也远不如知识为零的群体。

所以对无知者讲道理是讲不通的,他们会认为他比你懂多了。可以推测,崔永元一开始的自信心是爆棚的,但现在他已经不那么自信了,因为这几年他对于这个领域的信息多多少少掌握了一些,他的自信心会降到较低的位置。他一开始说美国人不吃转基因、转基因中找到“不明病原体”等等,什么话都敢说;但现在他却换了说法,变成了“我不反对转基因”“我只是要知情权”。我们回头看看他早些年的言论,他一直在反对转基因,现在这样说,是因为他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他在掌握了一些基础后变得不那么自信了。

既然平和的语言不能起到传播的效果,我们有时会被迫用一些刺激性的语言来帮助传播。我们当然不可以对普通老百姓使用刺激性语言,多数老百姓是由于不掌握正确信息而反对转基因,这些人我们没有必要计较;可是对于一些恶意妖魔化转基因的群体,我们可以用刺激性的语言对付他,比如崔永元,我们可能会直接说他是一个科盲,或者叫他“崔化钠”;对于反对转基因的行为,我们把它恰如其分地归为反人类行为。遭遇到对方气势汹汹的逼问,如果我们依然心平气和,中立的群体可能会认为我们没有自信。

在这个分析基础上,我们还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对那些妖魔化转基因的言论的反击,也就是“反反转基因”的工作,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化妆,化妆成了“坏消息”来做传播。比如,如果正面说转基因怎么好的文章传不出去,我们就换一种方式来表述,说持续了十年的反转运动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多大的伤害,这个可能会更加能够引起老百姓的警觉。老百姓愿意听坏消息,我就给你坏消息,最近五年来我们一直这么做。这是一种策略。

另外一种传播策略,是学会借力打力。在每一次事件刚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主动发声。最初看到崔永元跳出来反对转基因,我有一些担忧,但是很快发现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目标,可以通过在认知水平上揭露这么一个反对转基因的人,把反对转基因的群体的面目全部暴露出来,让老百姓看到一个事实,原来反对转基因的人是这个水平。这是一种借力打力的方式。等到崔永元不怎么发声了,我们反而无处借力。我因此很希望崔永元继续跳得更凶。

还有一个提醒:静态的科普没有市场。之前我们的政府部门做危机公关时,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事件处在风口浪尖的时候他们不做声,等到这个事件平息下来,他们才会心平气和地(其实也就是弱弱地)发出一些声音来“以正视听”,其实这时的声音根本没有人听,因为这已经是静态科普,它在全世界都没有市场。我们一定要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在风口浪尖上、争论正热的时候用力,而不是等这个事件过去之后再用力。这实际上也是借助于百姓已有的情绪做传播。
解决受众情绪中的问题,我这边有一个案例,是在给全国来京学习的100多个地方农业局长讲课时讲的一个话题。我说,在座100多位农业局长,其中一定有人身为农业局官员却传过关于转基因的谣言。这些人往往会陷入一个死胡同,认为自己曾经传过谣言,现在要反过来支持转基因会很丢人。

怎么办呢?我来劝降,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仅仅是在朋友圈里面传播过一次两次谣言,情况还不算太坏;如果坚决死不认错,一直把这个错误坚持到底,最后的麻烦可就大了。我给他们开导,先给他们找出了几个台阶,也就是解决他们情绪上的一些困惑:

第一,社会上原本就没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了解某一项技术,包括农业官员,你也是可以不必精深了解转基因技术的,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原谅的;
第二个台阶,比你更显赫的明星、比你更高级别的官员也曾经相信或者传播过谣言;
第三,即使是生命科学领域里,有很多本来应该比你更专业的,他们也有可能传播过谣言的。

这三个台阶给了他们,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走下来;最后再给他们一个鼓励,就是马克.林纳斯的故事,他曾经传播谣言,还用行动破坏过转基因的试验田,这比你更丢脸吧,但是他反过来倒戈一击,在全世界演讲自己当时对转基因所做的坏事,结果得到了全世界科学家的尊重,甚至得到诺奖得主的尊重。

你如果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则将有着无可避免的隐患:
你终将面对历史。对于转基因,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黑白真假,到那个时候你把自己置于何地?
你终将面对家人,终将面对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很快就要上中学、上大学,他们从高二的生物书里面就会知道转基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就会知道自己的老爸死不认错的事实。如果你始终坚持这种错误,最后结果一定是把人都丢干净。

我把这个问题给他们解释完了之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就会变得很简单。我还鼓励他们说,你比我更有优势去影响周围的人:你曾经传播过谣言,现在主动站出来说我错了,周围的人会更容易相信你,就如同林纳斯那样。

用这样的方式解决那些曾经散布转基因谣言的官员的心结,应该是有效的,我相信这些农业官员回去之后,应该不会再坚持自己的错误。

在做转基因科普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老百姓对转基因的担忧都不是担忧科学问题本身,担忧的都是一些边缘化的、非本质的一些问题,我想在座诸位应该都遭遇过这些问题。对此,我有一篇文章专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答这些问题,见《常见转基因问题的“另类”回答》。

假如我们认真分析,会发现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怎么样的,它跟转基因本身的安全性都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不牵涉转基因的科学性。可是老百姓困惑的常常就是这些边缘化、很间接的问题,对于转基因究竟是什么,转基因食品和普通的食品究竟有多大的差别,有没有本质差别,这些更直接、更本质的问题,老百姓根本不去关心。为什么?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我们的受众是非理性的,是情绪化的,要解决的就是自己解不开的心结,这些问题都是他们的心结。

舆论不代表民意

最后说说舆论与民意的差别。

中国官员常常把舆论与民意划等号。最近这几年来,我反复开导大家,舆论是舆论,民情是民情,民意是民意,三者之间八竿子打不着;民意体现在老百姓的双脚上,当全民都在反对转基因,那些老太太、老头子嘴里也在反对转基因的时候,他们走进超市,却还是会走向转基因大豆油的货架。转基因风暴猛刮的这十几年,金龙鱼的转基因大豆油销售量节节攀升,中国每年用于榨油的转基因大豆进口量直线攀升,都足以说明舆论跟民意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果政府继续不放开国产转基因产业化,转基因违规种植我相信是控制不住的,中国终将走到巴西那一天,农民会用一种违规手段推动社会的进步——它实际上代表了另外一种民意,这种民意从来没有在舆论上得到表达,农民从来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发出“我要种转基因作物”的声音,但是这种民意确实存在。

我们常常说,转基因科普文章是给中间群体,也就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看的,我要修正一下这句话。我们跟那些反对转基因的声音作斗争,是要给中间人看的,但不是给所有的中间人看的,而是给中间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人看的。因为大多数的中间人,他们不会看这些文章,即便是看了也不会理解。改变中间群体非常难,但是改变中间群体的一部分是比较容易的,恰恰这容易改变的一小部分人正是最重要的,他们常常是中间群体里面的精英,是掌握话语权、有影响力的一群人。

基因农业网这五年来举办了较多的沙龙,把媒体人召集到一块来研讨转基因话题,我们改变了100多个媒体人,这100多个媒体人是相对容易改变的,很快被我们改变了,改变之后起到的作用很大,他们回去之后写文章,就能够替代我们把声音发出去。我认为我们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

还有一条需要再次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不是要企图改变反转人士。我们的政府所做的许多工作,包括“产业化三步走”,强调“我们是全世界监管最严的国家”等等,都是为了满足反对转基因的人士。这是没有可能的,永远不要期望用政策妥协的方式就能满足他们。

在此我们要明白一点,职业反对转基因的声音不代表任何民意。我可以这样说,中国对于转基因了解最多的群体,第一无疑是这个领域的科学家,第二可能是我们这些科普作家,还有一个跟我们这些科普作家对转基因的了解不相上下的群体,那就是职业反对转基因的人士,他们非常清楚转基因的安全性和重要性。至少绿色和平组织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非常清楚转基因的,他们反对转基因上市,完全是从自己的私利考量,在生活中选择食品时,未必会真的回避转基因。

最后我还是要说,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

主管这一块的政府部门可能以为,暂时不推动转基因是顺应民意的一种做法,我认为这错得非常离谱。当前的真正民意是什么?是中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很愿意选择转基因食品,即使是跟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价格没有差别,他们也愿意选择转基因食品;更多的人则是不关心它是否转基因,哪一个品种便宜,就选择哪一个品种(包括那些口头反对转基因、手上选择转基因的大爷大妈们)。我们迟迟不推动转基因的产业化,是剥夺了大多数人的选择,是有悖于真实民意的,是欺民心、违民意的行为。

来源:基因农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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